昆仑文化之三大干龙说
关于风水的分类，通常主要有“阳宅风水”和“阴宅风水”，以及“村落风水”“祠堂风水”和“都城风水”等等，本文则试将风水区分为“微观风水”“中观风水”和“宏观风水”。所谓“微观风水”，主要是指风水实践活动大多是围绕着具体的坟地、宅基地、居室内部的陈设、方位等而展开，“微观风水”最为密切地关系到当事人的日常生活，涉及日常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神秘事件的过程和结果，以及对于相关过程和结果的某些解释。所谓“中观风水”，主要是指对于城市或某个地域的风水环境判断以及各种相关的运作，诸如各地地名中的“阴阳”命名现象、修筑风水塔和风水桥、植树造林以改善城镇风水等，通常存在着地方性口碑文学对其城市或地域之人事兴衰的叙述，其在民间文学中甚至可以构成一类独特的传说故事类型。
所谓“宏观风水”亦即“大风水”，主要是指超越地域之大跨度、大空间范围的风水.通常多涉及“天下”大势、“国运”昌废、帝王降生、王朝更替等超级话题，相关的口碑文学虽然荒诞不经，却也恒有信者和热衷传播者。
不言而喻，这种分类归根到底只是相对的，它们彼此之间并无严格的界限和分野，相反，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村镇风水可能就介于“中观”和“微观”之间，类似韶山冲等特殊地点那样的“微观”风水，也时不时会在“宏观风水”之神秘运势的讲述中突显其存在意义；至于历代王朝京都的位置，则诚如《管子乘马篇》所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也都十分地重视其来龙去脉，故既可以在“中观”上讲述，也往往寄托着“宏观”层次的意图或指向。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微观”“中观”“宏观”风水的空间规模不同，但其风水原理却是一以贯之，亦即所谓山水环抱，“吉地”背后有主峰来龙之山，左右有次峰或岗阜，亦即左辅右弼之山（或称青龙、白虎，是为砂山），前面有水面，如湖泊池塘或蜿蜒弯曲的河川，隔水相望还应有构成对景的案山，整个空间格局以自然形成的山水环抱为最佳，地势总体平坦，且又有一定的坡度等等。
以洛阳为例，其位于邙山南麓、洛水之北，地势平坦而又宽阔，且自北向南逐渐降低；北倚高山，南临流水，“龙脉”清晰而葱郁，“水气”流贯，洛阳被认为正好就建在“龙穴”之上。此种有山有水的地形地势，正是古人心目中的好风水。又比如，元大都建于华北平原北端，其北部和西北部以燕山山脉为屏障，西北乃“龙脉”所在，北有高山峻岭，意味着它在风水上的“靠山”很好；其南为平原，视野开阔；其西、南两面有永定河流贯，既背山又抱水；东南为渤海湾，有津门扼守，当属于风水上所谓的“水口”。
上述直接或间接地视西北“昆仑山”为天下万山之主，龙脉皆由“昆仑”发生，分别向域外和中国蔓延其势的观点，就是本文所谓的“大风水”理念，它尤其典型地表现为大约是在唐代时逐渐得以形成的“三大干龙”之说。
要理解中国“大风水”，首先需要了解古代中国人对于大范围地理空间的探索、认知和掌控实践的悠久历史。《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这说的是大范围的巡游和战争。《尚书尧典》：尧曾分派羲仲宅嵋夷，羲仲宅南交，又申命和叔宅朔方，和仲宅西，这些举措明显地具有空间掌控亦即实施统治的意向。
应该就是在这样的大跨度空间实践的过程之中，逐渐产生了体现在《尚书禹贡》中的“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观念，“九州”就是中国、中土、神州，就是天下。神话中的大禹治水，主要是疏导水流，无非是顺应地形水势，把滔天的洪水按疏导的方式从西北导向东南，通过平治天下水土而实现夏王朝某种程度的大一统。大约与《禹贡》属于同一时期的地理著作《山经》，曾将中国的山地划分为东南西北中五个系统，每个系统中均有起首、结尾和走向。
正是在《禹贡》和《山经》的延长线上，对于大跨度地理空间认知的需求和渴望，明显地助长了“堪舆”亦即风水实测及踏勘的文化实践。“堪舆”的本意为“天地”，《淮南子天文训》许慎注曰：“堪，天道也；舆，地道也。”《汉书杨雄传》颜师古注引张晏曰：“堪舆，天地总名也。”经营大范围的地理空间，同时也就意味着对于“天下”的掌控，风水之和政治的关系由此可窥见一斑。
前已述及，大约自秦朝的时候起甚或更早，中国就有了“地脉”的概念。《国语周语上》：“农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庙，土乃脉发。”《文选张衡》：“及至农祥晨正，土膏脉起。”这些都是基于农耕文化对大地土壤的观察而产生的朴素理念。蒙恬奉秦始皇之命修筑长城，后被赵高逼迫自杀，当时民间就有说法指他罪在“绝地脉”。《史记蒙恬列传》：长城“起临洸属之辽东，城堑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但司马迁与世俗的看法不同，认为他罪在“阿意兴功……何乃罪地脉哉”？
《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由此可知，伴随着地脉、龙脉诸理念的逐渐普及，后世历朝历代举凡好大喜功的朝廷为经营天下而大兴土木，且涉及大范围、大规模地改变山川河流或自然地形地貌之际，就总是会有来自民间对于地脉、龙脉受损之类的质疑，自然偶而也会有堪舆术士乃至官僚文人的指点与劝阻。
中国古代王朝的统治者们大都拥有对空间地理的大视野，这一点可以从秦朝超大尺度的山水构图意识得到证明。有学者曾将秦“碣石”及“碣石宫”的建设，置于整个渤海湾及其周边的山川、岛屿等空间大格局之中予以定位和解读，从而发现当时确实是有较大的空间地理方面的设计存在。
历史上形成的“五岳”“五镇”格局，其实也不乏由“空间主宰者”（亦即天子）所主导的空间地理之政治统治的寓意。由“五岳”、黄河、长江所构成，以北岳、中岳、南岳为轴，以太行山脉为脊，基本上对称的山水轴线图式，据说也是基于这种对于超大规模的空间地理形势的理解和把握，宋代硕儒朱熹亦曾据此将冀州即以太行山左右被黄河围合而成的区域，称为一个风水的大格局。
在《禹贡》“九州”说的基础之上，大约在汉代时初步形成的“三条四列”之说，无疑也是大跨度空间地理经营的产物。《禹贡》中已经出现对中国山脉之由西向东、成数列分布的认识，后人根据它多有附会和演绎。郑玄据此有“四列”山脉说，马融则糅合为三条，并为后世“三大干龙”之说所本。
马融所谓“三条”是指北条：研一岐一荆山一壶口一雷首一太岳一砥柱一析城一王屋一太行—恒山一碣石入海；中条：西倾一朱圉一鸟鼠一太华一熊耳一外方一桐柏一陪尾；分支有蟠冢一荆山一内方一大别；南条：岷山一衡山一敷浅源（庐山）。郑玄所谓“四列”是指：第一列亦即北条；第二列为西倾一陪尾；第三列为蟠冢一大别；第四列亦即南条。如此对“九州”山脉走势进行描述和分类，当然未必有多么科学，但它们都是历史上人们对于大跨度空间之地形山势的重要探索。
“三条四列”堪称是后世“三大干龙”学说的前身，所谓“三大干龙”，简言之，就是以长江、黄河两大水系为界，把中国山系视为全部源于西北“昆仑山”的三条大龙脉，进而通过寻觅或辨认各龙脉及其支脉的走向，解说各地的都城或地域的风水。显然，这种学说乃是起源于古代地理（堪舆）之学对中国山川地势的总体认识。
最早明确提出这一学说的，当是唐朝开元年间的僧一行，正是他把中国的山河大势归纳为南北两戒（界），形成“山河两戒”之说。
一行以为天下之象存乎两戒。北戒自三危、积石，负终南地络之阴，东及太华，逾河，并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东循塞坦，至濃貓、朝鲜，是谓北纪，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嗜冢，负地络之阳，东及太华，连益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汉，携武当、荆山，至于衡阳，乃东循岭徼.达东瓯、闽中，是谓南纪，所以限蛮夷也。故《星传》谓北戒为“胡门”，南戒为“越门河源自北纪之首，循雍州北徼，达华阴，而与地络相会，并行而东，至太行之曲，分而东流，与泾、谓、济渎相为表里.谓之“北河”。江源自南纪之首，循梁州南傲，达华阳，而与地络相会，并行而东，及荆山之阳，分而东流，与汉水、淮渎相为表里，谓之“南河”。（《新唐书》卷三十一）
僧一行的学说经南宋王应麟所撰《玉海》卷二十“山河两戒条”的著录以及其他多种途径的传播而逐渐有了较大影响。故随后所谓“三龙”或“三干”的认知，大致都是以黄河、长江为界，主张其间有三条大龙（山）脉：黄河以北诸山系为北龙（例如，天山一阴山等），包括青海、甘肃、山西、河北、东北诸省份；长江以南诸山系为南龙，江南之山，皆祖于岷江⑤（例如，岷山一南岭等），包括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江西、广东、福建、浙江、江苏诸省份；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分水岭山系是为中龙（例如.昆仑山一秦岭一大别山等），包括四川、陕西、河南、湖北、安徽、山东诸省份。
唐代地理大家杨筠松著有《三龙经》，里面提到“南龙入中国”；其《撼龙经》亦云：“须弥山是天地骨.中镇天地为巨物。如人背脊与项梁，生出四肢龙突兀。四肢分出四世界，南北西东为四脉。西北嵯恫数万程，东入三韩陷冥杳。惟有南龙入中国，分宗孕祖来奇特。”
宋明时期，“三大干龙”之说进一步流行，并最终成为“地理界”的定说，天下所有山脉咸祖于处在天地之中、构成所有山川之本源的“昆仑山”，其中有三大西（北）东（南）走向的山系，亦即三大龙脉进入位于昆仑山东南方的中国。
但即便是对如此超大空间地理的风水学描述.依然非常明显地受到古代宗法文化的影响比如说，由“昆仑山”分出并流布于中国的三大主干山系或主干龙，是为“太祖”；五岳作为三大主干上的山脉，是为“大宗”；由主干龙分出的山脉为中干龙，是为“太宗”；由主干龙分出的山脉」为小干龙，是为“少祖”，亦称“主山”。“主山”，亦即上文所述之“祖山”，通常它就是某一个地域里岡最高的山。“少幹祖山”进一步又分出不同支脉，其中能够成“穴”之脉为“龙”；同-“少祖山”可以形成多条“龙脉”分大支，故可成就多“穴”。一般来说，“少祖山”以下的“龙脉”，再起伏三四段的山峦，是为三“父母山”。
以此为前提.各个具体城市和地方的风水，往往都要与“三大干龙”相附会，视其为所祖所宗的来龙。寻山觅龙时，必溯及“三龙”，称之“认宗”，或谓之“找靠山”，其实就是努力要和遥远的“昆仑山”发生关联。例如，明人徐善继、徐善述撰《地理人子须知》提到燕京时，就是把它和源起昆仑的“北干”龙脉相联系的，“北干最长为燕京，今京师也”，“盖北干之正结，其龙发昆仑之中脉。绵亘数千里至于阖，历瀚海之玄、屈、曲，出夷入貂又万余里，始至燕然山，以入中国为燕云。复东行数百里起天寿山，乃落平洋，方广千余里”。
康熙时期编订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卷—《方舆汇编山川典天寿山记》:“皇陵形胜.起自昆仑，然而太行、华、岳连亘数千里于西山，以海达医巫闾，逶迤千里于东，与此天寿本同一脉.奠居至北正中之处，此固第一大形胜，为天下之主山也。”这些描述大概就是明朝时.地理家对天寿山作为北京地区风水的主山、镇山之来龙去脉的解释。
至于山势龙脉的尽头，经常被称为“龙首”，中国很多地方有“龙首山”“龙首原”之类的地名，其位置大都是山脉或隆起的地势之与河川水流的交汇之处，故被认为是“吉穴”“吉壤”之所在。
不过，各家对于“三大干龙”的描述，或详或简，彼此之间往往也存在一些差异或出入。明人刘基认为.“中国地脉俱从昆仑来，北龙、中龙人皆知之，唯南龙一支从峨嵋并江而东，竟不知其结局处，顷从通州泛海至此，乃知海盐诸山是南龙尽处……天目虽为浙右镇山，然势犹未止.蜿蜒而来，右束黔浙，左带苕云，直至此州长墙秦驻之间而止，于是以平松诸山为龙.左抱以长江淮泗之水，右绕以浙江曹娥之水，率皆朝拱于此州，而后乘潮东出，前后以朝鲜日本为案，此南龙一最大地也”。
如此说来.整个中国就都被“气”之流布如同网络一般地实现了彻底的覆盖。翁文澈先生曾引另一位明人王士性的说法：“昆仑据地之中，四旁山麓各入大荒，入中国者东南支也。其支又于塞外分三支：左支环阴山贺兰，入山西起太行，数千里出为医巫闾.渡海而止，为北龙。中支循西蕃趋岷山，沿岷江左右，出江右者叙州而止，江左者北趋关中，脉系大散关；左渭右汉为终南太华。下泰岳起嵩山.右转荆山，抱淮水，左落平原千里，起泰山入海为中龙。右支出吐番之西，下丽江，趋云南，绕沾益，贵州关索，而东去沅陵。分其一由武关出湘江，西至武陵止。又分其一由桂林海阳山过九嶷衡山，出湘江，东趋匡庐止。又分其一过庚岭，渡草坪，去黄山天目三吴止。过庚岭者以分仙霞关，至闽止。分衢为大拌山，右下括苍，左去为天台四明.渡海止。总为南龙也。”
由此可知，在地理家看来，天下几乎所有名山，大都可被纳入以“昆仑”为祖的天下万山的谱系之中。
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曾深受王士性的影响，其大作《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一卷“舆地山川总论”，甚至全文照录王士性《广遊志》中有关“地脉”“形胜”“风土”等数节的文字。后世误以为顾炎武的思想.诸如“天运循环，地脉移动”之类，其实原本是来自王士性的见解。随后，魏源亦撰有“葱岭三干考”，大致可以反映清朝中晚期中国人对天下山水大势的基本认知。魏源把整个帕米尔高原视为昆仑，“葱岭即昆仑，其东出之山分为三大干，以北干为正。北干自天山起祖，自伊犁绕宰桑泊（斋桑泊）之北，而起阿尔泰山，东走杭爱山，起肯特岭.为外兴安岭，包外蒙古各部，绵亘而东，直抵混同入海，其北尽于俄罗斯为正干。故引度长荒，东趋巴里坤哈密者乃其分支。分支短，尽安西州之布隆河谷。中干自于阖南山起祖，经青海，由三危积石，绕套外为贺兰山、阴山，历归化城宣府至独石口外之多伦湖而起内兴安岭，至内蒙各部而为辽东之长白山，以尽于朝鲜、日本。复分数支，其在大漠内黄河北者为北支，在黄河南、汉水北者为中支；汉水南江水北者为南支。南干自阿里之冈底斯山起祖，其阿里东为卫藏，入四川、云南，东趋两粤，起五岭，循八闽，以尽于台湾、琉球”。
这些表述和此前的“三大干龙”说多有出入，除了来自新的地理知识和比一般风水先生更为雄大的视野之外.也内涵着魏源纵论天下的个人见解。通常很少有学者将曾经编撰《海国图志》的魏源视为风水先生，但他确实也对堪舆之学颇有研究，事实上也每每基于“地理”形势，讨论天下军国大事。
风水家们对于“北龙”和“中龙”的表述相对较为接近，至于“南龙”则众说纷纭，难以统一，归根到底，这也是因为地形、地势较为复杂的缘故。明人徐霞客《溯江纪源》亦曾辩论三大龙势，突出地强调了南龙的重要性，他认为，“惟南龙磅礴半宇内，而其脉亦发于昆仑，与金沙江相持南下，竟石门、丽江，环滇池之南，由普定度贵竺都黎南界，以趋五岭，龙远江亦远，脉长源亦长，此江之所以大于河也”。或以为他一生的旅行、探险和奔波，就是为了证明家乡金陵和“昆仑山”乃是一脉相承的。
总体而论，“三大干龙”之说确实是古代地理（堪舆）之学对中国山川走向之大势和地形、地貌之大格局的简略概括，大体可以反映出古人对于中国自然地理的朴素认知，虽然它们在中国科学史上有一定的价值，但这些认知是初步、模糊、不准确和远非科学的。中国地质学者翁文灏曾在年在《科学》杂志撰文“中国山脉考”，对于风水学说中的“三龙”理论予以考证，除了其中可被现代地理学有所继承的部分之外，明确地揭示了它的局限性。
最为重要的是，翁文灏指出所谓“山脉”，乃是地质结构相同、形成时代相同、走向趋势相同的群山；山脉的形成和分布乃是地质作用的结果，故必须以地质构造及其力学关系为依据才可讨论，舍地质而论山脉，无论中外，均不免矛盾穿凿之病。若基于此种科学“山脉观”去思考，则“天下山脉发源于一”“昆仑”为天下祖山以及“两山之间必有水，两水之间必有山”之类风水“龙脉观”有关的很多说法.也就不再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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